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：鲁迅先生写过“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还是枣树”，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？

我有个朋友叫老罗，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，他说：“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自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可是教委知道，还有个标准答案。”

我另一个朋友冯唐，找了一个黑店，那儿卖教师参考用书，黄皮儿的。

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，但他能花钱买着，书中写着标准答案——“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”。他就往卷子上一抄。

老师对全班同学说：“看，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。”

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，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。我属于第三种，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。

课堂上安分守己，一声不出，但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，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，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。

时间长了，被动消极，每天最后一个到学校，第一个走。

那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，离开学校无处可去，没有公交车，没有店铺，没有大排档，没有书报亭。

有一个红星电影院，但只有在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。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，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，怀里搂着小孩儿。

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，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，它用后脚站着，前脚端着干馒头吃。

电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，五毛钱打一个小时。

有几个小混混，嘴角斜叼着烟，呛得眯起眼，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，军大衣领子尖竖着，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。他们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，毫无浪漫之感。

除了这些“闲人”，大家都待在单位——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，人人嵌在其中。

他们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，毕业分配进铁路局。

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，不用风吹雨淋，只要算盘打得快，胳膊上一副蓝袖套，稳稳当当一辈子，还能坐火车不花钱。